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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驳“《金瓶梅》是民间艺人说话底本”说

静饮倾美酒，高论出名场。《金瓶梅》改编于“民间艺人说话底本”之论出笼。

此论标新立异，举若有实无之事，发似是而非之理，鼓噪喧呶（nao阳平），淆乱视听，愚人而惑众；而始作俑者，梅

节先生也。

梅先生认为：

欣欣子序虽有“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的说法，真实姓名与 生平事迹均语焉不详，且亦不见早期抄阅者著录。

后人指为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皆缺乏可靠证据。

从本书内容、取材、叙述结构和语言特征看，《金瓶梅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

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

他们从当时流行的“水浒”故事中截取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支，另辟蹊径，从赞颂超自然和超人的仙道佛事、英雄豪

杰，转而为摹写现实社会的卑微众生，敷衍铺叙，反复加工，遂成钜著。41

此说自欺欺人，乃弥天大谎也。

（一）“民间艺人说话底本”为无中生有

假如将“不见早期抄阅者著录”“ 缺乏可靠证据”套用到“民间艺人说话底本说”头上，则更加适合。

1、不见早期抄阅者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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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金瓶梅》早期抄本拥有者、寓目者二十余，其籍贯地域广大，生卒年月时间跨度大；若果如梅先生所言，《金瓶

梅》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则民间艺人必在勾栏、瓦子等娱乐场所，大张旗鼓，说唱《金瓶梅》，然则，《金瓶梅》

故事必然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作为文人、官员自然对民间艺人说唱之事司空见惯，对其内容耳熟能详，了然于心。事实却是在众人著作中，寻不到只

言片语，从未将《金瓶梅》与“民间艺人说话底本”扯上关系。

梅节先生认为：

《金瓶梅词话》是当时民间说书楼艺人的一个底本。这些说书艺人 专门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的大码头上说唱。

42

梅节先生如此说，自以为聪明，却弄巧成拙，乃自我否定也。

九州之一扬州，古代为中国之“富豪区”。“烟花三月下扬州”，官员、商贾、游人、文人骚客云集。

《金瓶梅》92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

数千里长的大运河，两岸城镇星罗棋布,码头林立，东、西、南、北、中，各阶层各行各业之人往来聚散，人满为患。

民间艺人在各个码头上说唱《金瓶梅》，来往之人岂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岂能惜墨如金而不留下记载？南人不记北

人记，张三不记李四记，可也。然事实是根本就没有这类记载！

恰恰相反，众人见到案头小说《金瓶梅》，却显示出少见多怪、惊奇不已之情态。

袁中郎“第读数卷，甚奇快”。“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屠本畯“恨不得睹其全”。“袁中

郎极口赞之，好奇为过”。“久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众人若从民间艺人说唱中谙熟《金瓶梅》故事，见到《金瓶梅》文本，为何会感到“惊喜”、“甚奇快”、“惊

奇”！

明人未有将《金瓶梅》与“民间艺人说话底本”联系在一起，清人亦然。

徐州人张竹坡，为康熙乙亥本《第一奇书金瓶梅》写出近十万字总评。

评论家文龙光绪年间墨批六万余字。二者均以批评《金瓶梅》为己任，却皆未有提供《金瓶梅》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之蛛丝马迹。

梅先生之说为不实之词。

《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新校本

2、缺乏可靠证据

吴营洲先生《仁者梅节--梅节先生印象》言：

众所周知，梅节先生不仅是一位红学家，也是一位金学家。在镇江 开会期间，我借便向梅节先生讨教了一些相关问

题。

诸如我问：“《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梅节先生说：“是个说书人，无名氏。”这令我大感意外。

梅节先生自然看出了我的懵懂，便解释道：“《金瓶梅》的性质，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是说书人的脚

本，很难确知原作者是谁，而整理《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实际上是说书人的祖宗。43

毋庸讳言，创作《水浒传》、《三国演义》有参照本《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

《宣和遗事》又作《大宋宣和遗事》，刊于宋、元间。叙述北宋衰亡、高宗南迁临安的经过。其中有杨志卖刀、晁盖取

生辰纲，宋江杀阎惜婆，三十六人于梁山泊聚义、打方腊，宋江封节度使等情节，略具《水浒传》故事雏形。

《辞海·文学分册》言，“作者在《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此书”。44 253页

《宣和遗事》并非是《水浒传》唯一参照本，大量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也是《水浒传》的创作素材，被写入书中。

《三国志平话》：内容起于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终于诸葛亮病亡，已具《三国演义》之主要情节，尚保持较多的民间传

说色彩，是研究《三国演义》之形成和演变的重要资料。

《辞海·文学分册》曰，《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作。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范晔《后汉书》、元

代《三国志平话》和某些相关传说，经过综合融裁，再创作而成”。45

显然，《三国志平话》并非《三国演义》唯一参照本。

必须强调的是，《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皆系话本小说，而非“民间艺人说话底本”，因为它们经过文人的重新创

作，已经面目一新。

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虽部分取材于《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但是，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重新创

作，增加了内容，融入作者个人之思想感情，脱胎换骨，成了新形式的章回体小说。

就《三国演义》而言，虚构许多故事情节，如关羽斩华雄；其实杯酒斩华雄者，乃孙坚也，作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耳。

《三国志平话》正统思想淡薄，然《三国演义》却十分强烈，溢于言表。

梅节先生认定“《水浒传》《三国演义》”“是说书人的脚本”，实乃信口雌黄，谎言耳。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话本小说及章回体小说两大类。

前者有：唐话本《一枝花》，宋人作《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宣和遗事》，元

至治年间刊印《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

志平话》等。

后者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发展过程为:师徒口传式民间艺人说书——说书底本——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

章回体小说继承了说书底本之某些特征，这种特征仅仅是形式上的分章回,保留了常用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看官听说”之类，此类特征无足轻重。

故不能说章回体小说就是说书艺人底本；犹如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来，却不能称人类是猿猴一样。

明小说和唐诗、宋词、元曲，皆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明代章回体长篇小说灿烂夺目，可以和欧洲十六世纪“文艺

复兴”之作品相媲美，是世界文坛上耸峙的高峰。

梅节先生视而不见，数典忘祖，把我国的平话小说、章回体小说统统定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此乃不折不扣的虚无

主义。

梅节先生有一个十分怪诞的推理：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有参照本，则《金瓶梅》也一定有参照本，而且这种

参照本一定是“民间艺人说话底本”。如此推理逻辑何其可笑！

梅节先生永远拿不出《金瓶梅》的参照本----“民间艺人说话脚本”来，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子虚乌有。

罗贯中是说书人的祖宗吗？

说唱文学，有文字记载始于唐代。

《辞海·文学分册》“变文”条言：

变文：唐代的说唱文体文学作品之一，或简称“变”······其说唱 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讲述佛经故事，宣扬佛教主义；一类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形式约有两种：

（1）散文韵文相间，（2）全部散文。第一种形式较为常见，对后来的鼓词、弹唱等有显著影响。46

既然唐代就已经有了说书人，就有了“脚本”，梅节先生却说“罗贯中，实际上是说书人的祖宗”，这是在玩科幻，让

罗贯中穿越时空；如此信口开河，又是一个谎言。

《辞海》分册

3、《金瓶梅词话》不是说书艺人之底本

梅节先生认为：

“《金瓶梅词话》是当时民间说书楼艺人的一个底本”，“艺人们说唱底本传进文人圈子，有人改编为供案头阅读的说

部，就成为说散本”。

这种怪论，让《金瓶梅词话》摇身一变，成为《金瓶梅》之“母本”。 将《金瓶梅词话》认定为说书艺人的底本，指

鹿为马也。

《金瓶梅》成书于隆庆、万历之交，初刻于万历十年前。

有史料可稽的是，袁宏道、袁中道除拥有抄本外，尚有万历三十三年刻本；沈德符借抄挈归苏州，后由其侄沈伯远携往

杭州。

冯梦龙、马仲良、李日华等，均见过其刻本。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写出《金瓶梅跋》。万历四十四年，冯梦龙为吴中

刻本写序。

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

廿公跋：“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

至万历四十五年，所有传抄者、刻本寓目者计二十余人，皆称此书为《金瓶梅传》或《金瓶梅》。众口一词，无一异

称。

汪炳泉先生言：

而有关《金瓶梅词话》书名，现在所知的最早出处，始见于崇祯二 年己巳（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

谭》。其卷首有听石居士所撰《小引》：“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

传》，一部《阴符》也。《西游》，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 47

《金瓶梅》之名在前，《金瓶梅词话》之名在后，“《金瓶梅》，一部《世说》也”，听石居士仍以习惯称之曰《金瓶

梅》。

《金瓶梅词话》为万历四十五年后北方刻本，乃“金学界”之共识。

《金瓶梅词话》之序文，其题为“金瓶梅词话序”，但正文中借用了万历四十五年吴中刻本之序，此为铁证；似可证明

《金瓶梅词话》为万历四十五年吴中本之翻刻本。

梅先生将《金瓶梅词话》称为“是当时民间说书楼艺人的一个底本”，为案头阅读本之母本，此种说法本末倒置，源流

混淆；颠倒了《金瓶梅》之“族世”。

若论《金瓶梅》之“母本”，万历十年前之初刻本是也，以后所有之刻本，皆是由初刻本依次翻刻而成。

按此排序，《金瓶梅词话》充其量为“玄孙”， 初刻本当为“曾祖”也。梅先生指认《金瓶梅词话》为“母本”，就等

于说“玄孙”繁衍出“曾祖”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若如梅先生所言存在此种改编，则其内容必有不同。王利器先生收藏有万历乙巳本,其从未著文披露乙巳本与《金瓶梅词

话》本内容相异之信息。

王伟先生《对传统校勘学的承继、弘扬和完善----谈梅节的<金瓶梅词话>校勘》言：

乌居九晴说：“有一种明刻本《金瓶梅》明显地和前者（按：《金瓶 梅词话》）属于不同系统，因为内容无大差异，

就总称它们为明代小说本，而称前者为词话本。”

乌居九晴曾作过比较，亦三缄其口，未提及《金瓶梅词话》本与其它“明代小说本”《金瓶梅》内容不同的问题，因为

此种现象根本不存在。

梅先生鼓吹的《金瓶梅》改编于《金瓶梅词话》之观点，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梅先生提出如此低劣可笑的观点,暴露出软肋，即对《金瓶梅》早期之版本状况一无所知，对近期《金瓶梅》研究之状况

一无所知；然此举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与“大咖”名实不副。

事多怪异，必有妖。其实，梅先生为了能自圆其说，制作、推销自己的假货,不得不罔顾事实而妄言，装聋作哑，无奈示

弱，即使“大巫”变 “小巫”，亦在所不惜。如此自残，令人无语。

马力先生为其鼓噪,提供了一个证据，其言：

······《金瓶梅词话》基本上没有经文人整理过的痕迹，强行把它 说成为文人名士的作品，根本不合词话本的现存面

貌。

相反，词话本是保留得最好的说书艺人的底本，因为书中穿插的性描写和打诨戏谑之词都是说书人跑码头时用来吸引

听众的江湖手段，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在后三十回中更嫌累赘重复，强行插入.48

此乃呓语也。

《寒梅逐花未 · 梅节九旬寿诞论文集》封面

马力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是“性描写和打诨戏谑之词”为各种刻本《金瓶梅》所共有，并非《金瓶梅词话》

所独有。

初刻本所附欣欣子序，坦言《金瓶梅传》有性描写，其云:

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如沃天浆而拔 鲸牙，洞洞然易暁······鬓云斜亸（duo,上声），春酥

満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 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

何猛浪也······

明沈德符得到万历三十三年刻本《金瓶梅》，因其书淫秽，拒绝梓人之求。其写道：

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 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搏泥犁哉！49

李日华：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上所藏《金瓶梅》小 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 50

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金瓶梅序：金瓶梅秽书也”。 显然, “ 性描写和打诨戏谑之词 ” 为《金瓶梅词

话》继承之“财产”耳。

《金瓶梅》中“性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为“强行插入”吗？

《金瓶梅词话》序继承了《金瓶梅传》之序，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关于其“时俗”，鲁迅先生论述道：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 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

隐曲，猥黩者多。

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与恶是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暁已以献房中

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骤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于是颓风渐及巳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盛参议顾可学皆以进 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至大位。瞬息显荣，世

俗所企羡 ， 侥幸者多 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帷方药之事为耻。

风气既变，并及士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是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51

简言之，《金瓶梅》产生年代之“时俗”：方药盛，妖心兴，淫风烈。

创作《金瓶梅》目的之一则是反对淫乱。其序曰：“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te去声），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

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金瓶梅》写淫乱之所为，让淫乱者必死。

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李瓶儿，陈经济，无不是因淫乱而惨死;甚至连拉皮条者王婆,也因”助淫”而吃刀身亡。

故“性描写”为《金瓶梅》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绝非“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为“强行插入”。

有人统计，《金瓶梅》中性描写内容计18800言，约占全书内容的2%。

鲁迅先生指出，在明代，“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

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52

既然专事性描写之书籍目不暇给，其内容单一集中，突出一个“淫”字，既然说书者将“性描写”“用作吸引听众的江

湖手段”，则《肉蒲团》，《绣榻野史》，《如意君传》，《飞燕外史》等，当是最佳选择；

且此类书籍信手拈来，何须舍此求彼，选说冗长、内容不纯粹之《金瓶梅》？

至于“打诨戏谑之词”，多用隐语，即使是文人也难以破解，岂能用来说书！

综上所述，《金瓶梅词话》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系无中生有。

《中国小说史略》鲁 迅 著

（二）《金瓶梅》绝不适合民间艺人说唱

梅节先生举证： “从本书内容、取材、叙述结构和语言特征看 ” ，《金瓶梅词话》 “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

，言之凿凿。

1、看内容特征

说书艺人之底本，其政治内容必须不触犯王朝之律条，否则，将引来杀身之祸。

明人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寄意于时俗”；即指斥明朱氏王朝之时事，寄意于明朱氏王朝之时俗。

《金瓶梅》“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为一部“骂经”。骂朝政，骂皇帝，骂百官，骂奸夫，骂淫妇，骂帮闲······

第三十回：

那时候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 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阩官，指方补

价。

夤缘钻刺者骤阩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其用恶毒之语言“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诅咒明朝皇帝为荒淫无耻、亡国之

君。

多次指桑骂槐，断言明朝天下必定垮塌。

如第七十六回：“宋朝气运已将终，执掌提刑或不公。毕竟难逃天地眼，哪堪激浊与扬清。”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

闻此书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 （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

所属云

被《金瓶梅》攻讦者皆明朝堂中手握权柄者。“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矛头直指炙手可热之首辅严嵩。

第七十回，写“辇下权豪第一”锦衣卫掌门太尉朱勔宴请官员，俳优唱曲。

滚绣球

起官夫造水池，与儿孙买田基。图求谋，多只为一身之计，纵奸 贪，哪里管越瘦吴肥。趋附的身即荣，触忤的令必

危。

妒量才喜亲小辈，只想着复私仇，公道全亏。你将九重天子深瞒昧，至四海生民总乱离，更不道天网恢恢。

倘秀才

巧言词，取君王一时笑喜，哪里肯效忠良，使万国雍熙。你只待颠 倒豪杰把世逃，隔靴空痒揉。久症却行医，减绝了

天理。

滚绣球

你有秦赵事，指鹿心。屠岸贾，纵犬机，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 欺君的董卓燃脐。但行动弦管，随出门时兵仗围。

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张威。望尘有客趋奸党，借剑无人斩腰贼，一任的忒为。

尾 声

金瓯底下无名姓，青史编中有是非。你哪知燮理阴阳调儿气，哪知 盗卖江山结外夷。枉辱了玉带金鱼挂蟒衣，受禄无

功愧寝食。

权方在手人皆惧，祸到临头悔后迟。南山竹罄难书罪，东海波干臭未遗。万古流传，教人唾骂你。

狗血喷头，朱勔代人受过，其实被骂者是明代锦衣卫太尉陆炳也。 明永乐榜文：

“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

这此等曲······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53

有网文披露,明初，朱元璋则大兴文字狱，以莫须有之罪名斩杀臣民。永乐榜文正是朱棣子承父志而发扬光大之耳。

朱元璋做过和尚，1352年参加过郭子兴红巾军；红巾军被视为贼。

明开国后，有群臣上表为皇帝歌功颂德之惯例，其表曰“青词”。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厅寿衣》，有“垂子孙而作则”语，浙江府学教授替海门卫官员作《谢增俸表》，有

“作则垂宪”四字，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有“仪则天下”，皆被杀。

原来。安徽凤阳“则”读音同“贼”，朱元璋认为这些人辱骂他做过贼。

祥符县知享贾翥为县令作《正旦贺表》，有“取法像魏”一词，尉代县教谕许元替知府撰《万寿贺表》，有“体乾法

坤，藻饰太平”八字，杭州府学教授徐燮替知府写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三人被杀，无一幸

免。

朱元璋忌讳“秃”“光”或与之有类似含义之词。朱元璋认为“取法”即“去发”，“ 法坤”即“发髡”（犯法而被剃

光头发），“光”即“秃”。

明中晚期，文字狱虽不似明初酷烈，但辱骂攻讦帝王、圣贤被视为谋反之法律，却从来不是一纸空文。

思想家李贽，因反对迷信孔子而遭受迫害，惨死狱中。

律法严酷，此乃兰陵笑笑生采取“壕堑战术”不著作者年代的根本原因。

明代东厂、西厂、内行特务横行，天下路人侧目。那些说书艺人在公共场所大张旗鼓骂皇帝，骂权臣，不怕被砍脑袋吗？

仅从政治内容上看，《金瓶梅》绝不适宜作说书之底本。

《味水轩日记》封面

2、看取材特征

说书艺人之底本，取材于大事件,如国事、天下事，及有社会影响力之事，如公案、武侠类事件。

腥风血雨的征战搏杀，你死我活的武侠打斗，跌宕起伏的公案侦破······其矛盾冲突尖锐，存亡继绝，兴衰成败,忠孝善恶,

进退生死,惊险、紧张，牵动人心，听众往往动情动容，听得津津有味、恋恋不舍。

三国,水浒,杨家将御辽，岳飞抗金，包公断案等故事，成为说书场上经久不衰之传统节目。

然而，《金瓶梅》则缺乏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所具有的只是妻妾间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而这仅仅是微风细波，平

常之生活矛盾，司空见惯，缺少新奇感、震撼力。

帝王、英雄、清官、武侠类，能够满足听众之崇拜感；听众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到剥削压迫，故事中贪官污吏、各种罪

犯受到了惩罚，又能让其产生宣泄感、愉悦感。

《金瓶梅》是第一部以都市家庭为题材之长篇小说。

吕安妍《金瓶梅对享乐生活的拆解与重构》言及《金瓶梅》之取材问题，云：

《金瓶梅》的特色在于不歌颂英雄传奇，而以民间生活琐事为内 容。

孙述宇说：“日常的小事不容易写，写出来也不易讨好，因为人的心理都是注意非常的大事。《金瓶梅》里充满了琐

事，而竟然能吸引读者，是有原因的，比较浅显的一点，是作者能够看到日常生活里的风趣，而且把这种风趣写出来。”

胡衍南说：“《金瓶梅》）拖沓反复的生活书写，不厌精细的日常交代，琐碎松散的结构铺陈······是因为对日常生

活事物有着近乎偏执的喜好。”

这些着重琐碎片段的书写异于传统古典小说的大叙述，打断对情节的掌握而让我们的感官停滞在耳目声色之娱。54

《金瓶梅》取材于民间家庭日常生活琐事，“能吸引读者”“让我们的感官停滞在耳目声色之娱”，皆是说视觉之

“读”，而非听也。

“传统古典小说的大叙述”，“对情节的掌握”，正是听众的喜爱和追求；“拖沓反复的生活书写，不厌精细的日常交

代，琐碎松散的结构铺陈”，对此,听众深恶痛绝。

《金瓶梅》取材，除了有感官刺激之性爱以外，其余则为家长里短，油盐酱醋，一地鸡毛，生活里司空见惯，缺乏新鲜

感、新奇感；以此为说唱之内容，从取材而言，则失去吸引力，表明其先天不足。

刘中光先生《金瓶梅人物考论》，讲述阅读《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感受，其言：

我们阅读这四部小说，每有如下的经验：后三部小说读之感到痛快 淋漓，闭上书便能大体不差地将故事情节复述出

来；《金瓶梅》却不然，读之感到某种压抑，不少地方需要思索，很难见书中的人、事不至遗漏地复述出来。55

既然读《金瓶梅》记不起书中的人和事，没有“痛快淋漓的感受”，有的只是“某种压抑”，缺乏愉悦感，则说明《金

瓶梅》缺乏吸引力，不适合作为话本内容。

而听书是一种消费性娱乐活动，谁愿意花钱去买无聊和压抑？谁愿意费神思考？

《金瓶梅》取材，“对日常生活事物有着近乎偏执的喜好”，而这些日常生活事物，细小而琐碎，鸡毛蒜皮，无足轻

重，平淡无奇，索然乏味，必然听众不乐意光顾，则瓦栏冷落，门可罗雀。此必然危及说书艺人之经济收入。

听众不愿意听的底本，说书艺人必定会拒之门外。

《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

3、看叙述结构特征

如前引文所言，“《金瓶梅》）拖沓反复的生活书写，的日常交代，琐碎松散的结构铺陈”则为梅先生认定的《金瓶

梅》 “叙述结构特征”。

“琐碎松散的结构铺陈”却是说书底本之禁忌。

任何文艺作品，包含说书艺人之底本在内，其叙述结构必须具有矛盾冲突和情节，矛盾冲突要具有连续性，情节要具有完整性。

结构情节，须有“密度”。

茅盾先生指出：

这些各自独立、自成整体的故事，在结构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大 概而言，第一，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连，一步紧一步，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

第二，善于运用变化错综的手法，避免平铺直叙。56

情节要“疏密相间”，“ 变化错综”，不能在长时间里滞留在同一密度里，而《金瓶梅》却一“疏”到底，几无变化,一

直到六十余万字后才有结局。

情节要紧凑,要有发展，“前后勾连，一步紧一步”。

《金瓶梅》若用来说唱，结构上“拖沓反复”“不厌精细”“琐碎松散”的“铺陈”，以致故事零星破碎，情节平平淡

淡，毫无跌宕起伏，缺少“惊涛骇浪”； 故事进展慢条斯理，拖拖拉拉，犹如蜗牛的爬行,必然会引起听众的厌烦。

听众喜欢的是“快餐”，且“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子时的菜肴寅时才端上来的消费，听众会买单吗？

请不要低估小市民的挑剔性和乖张，当慢腾腾的故事情节不合胃口时，听众会当场指责，要求更换节目，或退场表示抗

议。

作为说书底本,仅具有故事梗概脉络,其余者,完全靠艺人临场发挥,添油加醋,东拉西扯，拖泥带水,以致造成 “琐碎松散的

结构铺陈”。

但是，这些“附加的”货色会因人而异，绝不会出现在底本上。故《金瓶梅》有“琐碎松散的结构铺陈”，就不会是说

书艺人的底本。

梦梅馆本内封

4、看语言特征

说书艺人之底本，其语言必须口语化，通俗易懂。

杨万里《蜡梅》诗云：“天像梅梢别出奇，国香未许世人知。”

《金瓶梅》运用大量方言、俗语、歇后语、隐语、典故，口语中夹杂文言词语；专家学者则懵懂不清。

陈鲁洁《远迹海隅，潜心著述--我们所认识的梅节先生》言：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校订，梅节先生自己也感慨，原本以为在词 书校本基础上择善而从，不会太难，可真正着手

后，才发现《金瓶梅》是俗文学的宝库，有名的大百科全书。要读懂它，需具备许多知识。57

既然“要读懂它，需具备许多知识”，读，尚且如此，民间艺人说唱之听众能够具备多少知识，能够听得懂吗？ 马力

先生云

必需指出的是，影印本流传不广，可读性不高，即使是专家学者， 也有困难。

如日本的“金学”权威鸟居久靖就自认“读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其论文《金瓶梅的语言》中，五段引文就有两段

误读。

大陆研究《金瓶梅》的学者王汝梅也承认，《金瓶梅》词话“有很多句子、词语尚读不懂，读不通”。

专家学者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读者了。58

傅想容先生亦曰：

众所周知，被誉为明代百科全书的《金瓶梅》，其中蕴含丰富的 方言、俗语、歇后语，对现代的读者来说诚难理解。

长年研究《金瓶梅》的魏子云即云：

“虽由于《金瓶梅》之不辟郑卫，且润增而实过之，固有妨名教之讳，然终非碍于拒绝研读的底因。想来，可能由于

其中语言之阻碍，以及述事之驳杂所造成。”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研究《金瓶梅》的川岛优子也注意到这个现象······研究《金瓶梅》的学者都指出小说语言对读

者的阅读形成了障碍。59

王伟先生言：

在古典白话小说中，《金瓶梅》最为难读，因其版本复杂，错讹严 重，文本内夹杂着大量的方言、土语、俗语，前人

早有“欲读金瓶无善本”之叹。60

既然“ 可读性不高”，岂会有“可听性”？

阅读《金瓶梅》，“最为难读”，“即使是专家学者，也有困难”，“有很多句子、词语尚读不懂，读不通”，“研究

《金瓶梅》的学者都指出小说语言对读者的阅读形成了障碍。”

专家学者“读”尚且有语言障碍，只能哀叹，一般听众之“听”，能知其所云乎？

尚有较多章节文言文，例如数篇奏章、圣旨、书信、祭文等，完全是货真价实之文言书面语，而绝不是口头语。

说书艺人竟将听不懂的东西作为说书的内容，岂不愚蠢至极，果真以说《金瓶梅》为生，就只能喝西北风矣。

古代脱胎于“民间艺人说话底本”的平话小说，短小精捍；《辞海·文学分册》介绍之，皆言“内容文字，皆甚简率”。

《梁公九谏》约三千字。

《新编五代史平话》每代仅分为上下二卷，亦不过数千字。话本以中篇为宜，绝不会出现像《金瓶梅》这样的庞然大

物。

《金瓶梅》为近百万言之鸿篇巨制，内容冗长，对于说书艺人来说，也是沉重之负担，巨大之折磨。

因为说书艺人之说唱皆非照本宣科，而是脱离底本作“脱口秀”，如此，需记牢底本，背诵之，又谈何容易！

姑且不论内容、取材、叙事结构，仅从语言一个方面而谈，即可断言：《金瓶梅》绝不可能作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

《新编五代史平话》封面

（三）、驳三条证据

汪炳泉先生《金瓶梅从艺人说书到文人改编小说本》云，梅节先生《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用较长篇幅作了论

证，他从三个方面着手”，并综述了其三个论据。

梅节先生论据有三。笔者分别引述，各个击破。

第一、今本词话形式统一，正文每页版心皆标《金瓶梅词话》，卷 题、（行香子）词曰、四贪词、目录等，刻本整体

强烈显示着“新刻金瓶梅词话”信息；而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却作“金瓶梅”，把刻本的统一性、严肃性破坏了。61

《金瓶梅》之书名先后有《金瓶梅传》，《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新刻金瓶梅词话》等。所谓“各有主张，私

立名字”。

隆庆后，《金瓶梅词话》、《新刻金瓶梅词话》等刻本出笼，翻刻者虽更改其书名，却长袖善舞，原原本本袭用前刻本

之“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一字未易，故序跋中仍存有称谓《金瓶梅》，此不足为奇。

梅先生却煞有介事，为其加上破坏“刻本的统一性、严肃性”之罪名，实为小题大做！

因为《金瓶梅》之名称有异，则断言《金瓶梅》改编于“艺人说书脚本”；梅节先生乃“红学”大家，自然知道《红楼

梦》“是书题名极多”，除《红楼梦》外，尚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

不宁唯是，其后四十回为高鹗、程伟元所续写，岂不是更“把刻本的统一性、严肃性破坏了”？是否可以同理推断出

《红楼梦》亦是“改编于艺人说书脚本”呢？

第二、词话从欣欣子序、题词目录、正文，均用正体宋字；独夹在 其中的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是手写体（一人笔

迹），可能就是匆忙搞上去的。62

雕刻字迹不同，亦可以作为《金瓶梅》“改编于艺人说书脚本”之证据，令人哑然失笑。

雕版用何字体，并无法定。众所周知，刊印书商不同，则刊印之时间、地点不同，聘用之刻工亦会不同，理所当然，其

刊刻字迹则不同，所谓因人而异。

即使为同一个人，亦能即兴刻出不同之字体来。由一人用毛笔写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作为模版，再让刻工雕

刻，即出现了手写体字，何需大惊小怪。

刻版字体不同，此与文稿来源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之问题，二者岂能构成因果关系？

即使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就是匆忙搞上去的”，此为雕刻工作之状况问题，又岂能与文稿来源挂上钩，混为一谈？

第三、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太过斯文。词话本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在民间抄写流传，其特点是讹误多、别字多、俗

字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总共348字，比四首《行香子》和《四贪词》字数多得多，却无一字之误。63

梅先生认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太过斯文”，其实，《金瓶梅》中许多章节相当“文言”典雅，如宇文虚中之奏

章；其它成篇累牍之文言文，亦使“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 相形见绌，显得粗俗。

梅先生的潜台词是：民间说书艺人水平差，其使用底本质量低劣，《金瓶梅》“讹误多、别字多、俗字多”，亦质量低

劣，则《金瓶梅》为“艺人说书脚本”。如此推理，何等荒唐！

《金瓶梅》为何样小说？

张竹坡力排众议，尊兰陵笑笑生为“史公”，誉《金瓶梅》为“史公文字”。鲁迅先生击节叫绝，言：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

形，变化之情，随在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毛主席洞若观火，言《金瓶梅》记录了明代的政治经济史，“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王利器先生一锤定音，名之为“有明大百科全书”。

梅节先生亦认为“《金瓶梅》是俗文学的宝库，有名的大百科全书。要读懂它，需具备许多知识”，应是肺腑之言，此

处却抓住字形大做文章，肆意贬低《金瓶梅》，岂不是出尔反尔，打自己的耳光！

《语言研究论文集》

《金瓶梅》之语言，因多用方言、俗语、谚语、隐语，寻找不到相应之规范字，不得不用同音字、自造字替代，这种无

奈，则酿成了“别字多”“错字多”的现象，所谓鲁鱼亥豕。

此即《金瓶梅》之讹误，但瑕不掩瑜，不可夸大其词。

西施的皮肤皱纹里也许会藏有污垢，“别字多”，“俗字多”，不能作为指认《金瓶梅》是“民间艺人说话底本”之理

由。

其实有些讹误，不能嫁祸于作者，原因有二。

一是雕版工作祟。雕版，是费神费力十分辛苦之繁重劳动，正字笔画多，俗字笔画少，刻工为省时省工，故自作主张多

用俗字；甚至把底稿之正确字刻为错字，如前文所举 “遭门殴”， “城外落乡”。

二是今人之理解也容易出现偏差错误，如梅先生之误校。

吴营洲先生指出一处“瑕疵”：

王婆多大岁数呢？第二回写道：王婆“三十六岁没有了老公”，给 她留下了一个儿子。她儿子多大？王婆道：“那厮

十七了。”

如此说来，即便王婆的儿子是个“遗腹子”，她的年纪撑死也就是“36+17”，五十出头。可在第三回，王婆却告诉

潘金莲：“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这不是明显的相抵牾吗？64

笔者与吴先生有不同理解。作者运用了“示错揭丑”法表现人物之性格：让王婆于转身之间说假话，揭示其狡诈奸猾之

丑恶品性。

汪炳泉先生指出，第二十三回词话本两个“怎的”使用不当，写道：

“冷合合的，睡了吧，怎的只顾端详我的脚怎的。”两个“怎的”重 叠，说散本只有前一“怎的”，而词话的习惯表

达形式是“只顾端详我的脚怎的”，即将疑问词放置在句子的后面。此也是校入了说散本改文前一“怎的”。65

梅节先生删去一个“怎的”。

此句校改，为梅先生不识《金瓶梅》方言之说话习惯而错改。

正确之句读为：怎的只顾端详我的脚，怎的？前后用了两个“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语气；在《金瓶梅》作者之家

乡，这种口语表达方式习以为常。

世无尽善尽美之事物。凭借一己之智、一己之识、一己之力，撰写出百万言之钜著，事件千头万绪，人物千差万别，文

辞千言万语，有讹误在所难免。

梅节先生多次校注《金瓶梅》，然其校注本仍是“漏校，误校、漏释、误释之处也不少”，因而应当苦乐自知，惺惺相

惜。

梅先生三条证据，不堪一驳，无一能够成立。

梦梅馆本封面

（四）、“说唱文体”辨

王伟先生《对传统校勘学的承继、 弘扬和完善--谈梅节的金瓶梅词话校勘》云：

梅节认为，原始的《金瓶梅传》是明朝“隆庆、万历间流传于运河 区的一种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体，以评话为主，

穿插演唱流行曲。

艺人们说唱底本传进文人圈子，有人改编为供案头阅读的说部，就成为说散本”。66

梅节先生仍然三复斯言，重复《金瓶梅》为“改编于艺人说唱底本”之论调。但是，谎言重复百遍，也不会变为事实。

短短百余言，错误有五。

1、搞错了说唱文体出现的时间。

如前文所言，说唱文体之作品最早出现于唐朝，如“变文”，此有案可稽也；并非始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

《现代汉语词典》“词话”条言：

散文里夹杂韵文的说唱形式，是章回体小说的前身，起于宋元，流行到明代。如《大唐秦王词话》。

宋元时期，说唱文体之作品相继刊印，即前文所述之“平话本”，故言“起于宋元”。

2、搞错了文体

《金瓶梅词话》不是“说唱文体”，而是章回体小说。《现代汉语词典》“词话”条言：

“明代也把夹杂有词曲的章回小说叫做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3、搞错了明代“演唱流行曲”的时间

明代演唱流行曲，并非起于隆庆、万历,而是起于宣德年间，早于隆庆、万历 160余年。

清山阳阮葵生《茶余客话》引述明沈德符《野获编》之记载，曰：

若套子宴会，但凭小唱云，请面则面，请酒则酒，请汤则汤。弋 阳腔数折，各拱揖别去。拜客则出长班指挥，除赴朝

会谒贵要外，远近迟速，以及当求面，当到厅，当到门，惟其所命；即使置一偶人于舆马间，不过如此。

有明之弊政情形如绘矣。想其开轫之初，当无此事。宣德间，顾佐疏，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

此辈 狡猾解人意，渐之 诇 察时情，传布秘语，缉事衙门亦籍为耳目。甚艳 者为要津独据，断袖分桃，赉予仕牒，即

充功曹，突而弁兮，而辞所 欢矣。 67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意上疏“禁官妓”而正官风，不料却催发伶官乐人行业之兴起，盛行，并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演唱时尚小令，不仅仅是艺人，官员、百姓，男女老少皆能吟唱。

史载锦衣卫指挥使陈铎身怀牙板，即时即景演唱，惊艳四座，令乐工优人五体投地，叩首尊称“乐王”。

《金瓶梅》中西门庆、应伯爵都曾放声歌唱，而潘金莲更是翘楚，边弹边唱，声情并茂，风流无限。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潜 撰

4、搞错了明代盛行的文艺种类

明代，特别是中后期，盛行的文艺种类为戏剧和散曲小令。

随着元杂剧的产生，明代继承发展了元杂剧，相继创作出了新剧目，世人由听故事，转变为热衷看演员扮相现场表演故

事，戏剧有装扮，有表演，有对白，有演唱，有音乐，这种戏剧的形式，赏心悦目，更吸引大众观赏，观众争先恐后，蜂

拥而至，人山人海。

《金瓶梅》问世后，西门庆与潘金莲那点淫秽事，并未有被说书艺人采用，而是梨园戏子如蝇逐臭，将之编为剧目。

晚明作家张岱写崇祯七年（1639）十月友人聚会：

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 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68

“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表明其是剧目，不是话本。这一点不乏证据。

十二回《妖狐艳史》，旧刊本藏于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扉页题“开卷一笑”署松竹轩编，无作者年代。

《妖狐艳史》第一回写道:

且说二妖女架定妖风，一霎来到寺前，但见人山人海，喜乐喧天， 两台大戏头。一台唱的是西门庆大闹葡萄架，第二

台唱温雷鸣私会七女传。

两边的小旦，俱是穿的靠身白亮纱裤，做的贴皮贴肉。下半截如赤条条的身子一般。两下的小生······二下里的小

旦，金莲高吊放在唱生的肩头······

事实说明伶人有取有舍，只对《金瓶梅》淫秽情节情有独钟，将其编写为剧目，而对其余者则毫无兴趣，不闻不问。

唱流行曲，成为大众的喜好。日常家庭生活，聚会，宴请，嫁娶，丧葬等，都要雇用小优，唱流行小曲。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记：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后，中原又行《锁 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

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

《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 故不虚也。

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亦不如三曲之盛。

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铜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

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

比年以来又有《打竹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

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

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

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婿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相招

致。69

唱小令，“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

传诵，沁人心腑”，“而羁人游婿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相招致”；唱小令词曲，成为全民运动。

观赏戏剧，唱时尚小令，此两种社会热潮成为明朝中后期社会的一大风景，《金瓶梅》有大量反映。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李 申 著

《金瓶梅》第49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阶下箫韶盈耳，鼓乐喧天，动起乐来······那宋御使······听了一折戏文······西门庆复上席，陪宋御使吃酒，海盐子

弟，在旁歌唱······西门庆叫海盐子弟上来递酒，蔡御使吩咐：“你唱个《渔家傲》我听。”子弟拍手，在旁唱道······

海盐子弟唱了《渔家傲》、《皂罗袍》、《下山虎》。

丧葬亦设台演戏，唱曲，“伎乐杂”的状况，田保营先生作过论述：

明代“朝野每遇丧葬，丧主总是竭尽全力大摆筵席，酒肉酬宾，大 行斋醮，设台演戏，全不以死者为戚。邓州府‘丧

则棺椁衣食，哭诵讣 告吊奠，咸尊家礼。若夫客至张筵，伎乐杂，延僧供奉，讽经破狱，以 及引发之日，冥器刍灵，充

塞道路，务以华观为悦’。” 70

《金瓶梅》第64回“合卫官祭富室娘”：

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子弟鼓板响动，递上关目揭帖。两位内相看

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达还红袍记》。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个道情儿耍耍倒好。

于是，打起渔鼓，两个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教坊伶官递上手本，奏乐一应呈应。弹

唱队舞四数，各有节次，极尽声容之盛，当筵搬演《裴晋公还带记》。

一折下去，厨役割献烧鹿花猪，百宝攒汤大饭烧卖。又有四员伶官······清弹小唱，唱了一套《南吕一枝花》······

看戏听曲者有宫内薛内相、刘公公等。

两节《金瓶梅》之引文揭示一个事实，唱流行词曲，观赏戏剧，是小市民的需求爱好，形成了明代社会热点，社会浪

潮。由于受到戏剧、流行歌曲的巨大冲击，评话热渐渐消退，评话被世人冷落，渐渐淡出。说书艺人说书，已成为明日黄

花。

小说源于社会生活，必然反映社会生活。《金瓶梅》反映了世人盛行演唱流行曲词之风，且嵌入曲词，反映了明代社会

之真实；而此种演唱与说书艺人之说唱不可相提并论。

因为收入词曲，则言《金瓶梅》为“说书艺人说书底本”，而《红楼梦》亦具大量词曲，试问：能否说《红楼梦》亦为

“说书艺人说书底本”？

明代确实存在一种说唱艺术样式。

蔡国梁先生《宝卷在<金瓶梅>中》介绍说：

宝卷是从唐代的“俗讲”、宋代的“说经” 发展而来的一种说唱 艺术样式，“俗讲”相对“僧讲”，同属变文，均为

寺庙里的和尚沿袭佛经的有散文有偈颂即散韵合体，向听众弘扬佛法、宣传佛义所用······

迨至明清，佛道盛行，秘密教会兴起，由之变相的宝卷也风靡一时，它的形式与变文无殊，而题材却有由佛道故事向

民间传说扩展的趋势，讲唱的场所由市井深入到乡村居室， 宣讲宝卷也逐渐从布道劝善演进为民间说唱，宝卷则成了宣

卷的的脚本······

明人的一百回的《金瓶梅词话》，在叙述释道行事中，不仅有用于经忏的经文，而且记录了尼僧宣讲的宝卷。

它们是：《五祖黄梅宝卷》、《金刚科仪》、《黄氏女宝卷》、《红罗宝卷》及一种不知名的宝卷。71

《金瓶梅》中吴月娘请薛姑子来家宣讲《黄氏女宝卷》：

不一时，放下炕桌儿。三个姑子来到，盘膝坐在炕上，众人俱各 坐了。挤了一屋里人，听她宣卷。吴月娘洗手炷了

香。这薛姑子展开《黄氏女宝卷》，高声演说道：盖闻法初不减，故归空。道本无生，每因生而不用······直到二更天。

由此可知，《金瓶梅》中说唱宝卷，皆是“向听众弘扬佛法、宣传佛义”，“ 布道劝善”，说唱者并非说书艺人；说唱

地点并不在市井瓦栏，而是在住户居室；听众多囿于妇人。

这种说唱与梅先生所言“流传于运河区的一种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 风牛马不相及。

民国版《黄氏宝卷》

5、搞错了“文人”之范畴

梅节先生曾言：

“《金瓶梅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

此处又道：

“艺人们说唱底本传进文人圈子，有人改编为供案头阅读的说部，就成为说散本。”

此论搞错了“文人”之范畴。

难道“知识分子”，不是“文人”吗？“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难道不属于“文人圈子”吗？

似乎梅节先生在玩文字游戏。梅节先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人创作了《金瓶梅》，至于作者为“书会才人”之

说，缺乏证据，不可采信。

所谓“《金瓶梅传》是明朝“隆庆、万历间流传于运河区的一种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体”，乃谎言诳语也。

（五）、结 论

杨万里《戊戌正月二日雪作》：“只愁雪虐梅无奈，不道梅花领雪来。”

梅先生之立论，出语惊人，振振有词，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说谎，造假。

白居易《百冢狐》诗云：“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

真真假假杂陈，是是非非混淆，乃梅先生立论之真实写照，然人心不可欺也，世人具备判断真假是非之能力。

“《金瓶梅》是由说书艺人底本改编而成”之论,乃虚词诡说也。

创作百万言之《金瓶梅》，是为了供案头阅读，这就是创作者之初心。

结 束 语

因赏梅、爱梅而折梅之病枝，即医梅也；故断言“梅校本”非善本，乃“伪《金瓶梅》”也；驳斥“《金瓶梅词话》为

民间艺人说话底本”说。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愚钝，发刍荛（rao阳平）之论，陈一己之见；欢迎有异议者反击，杀上阵来！

梦梅馆本《金瓶梅词话》校订 梅 节 先生（香港）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炮车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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